出去：“中国梦”在外头 | 缪思南京西路思辨会004之书籍《打工女孩》
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。“在家没事做，所以我出去了”，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如今，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。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，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。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，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。
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认为，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。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，受过更好的教育，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，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。是自尊，而不是恐惧，让他们留在城市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——出去，就是改变你的命运。
张彤禾（Leslie T. Chang），前《华尔街日报》驻北京记者，在中国生活了十年,专注于探察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。她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，曾在捷克、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等地担任记者；同时，也是《纽约客》、《国家地理》等媒体的撰稿人。她的丈夫何伟（Peter Hessler）同样以描写当代中国的非虚构作品而闻名，两人目前定居于埃及开罗。
社会学，中国经济，中国现代史
1. 你觉得书中两位主人公（吕清敏，伍春明）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同时代的打工者？
2. 本书关注的对象是女性打工者，你认为男性打工者和他们有怎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？
3. 打工潮对中国传统农村的人际关系有怎样的改变？
4. 本书出版于2008年。与十年前相比，你能观察到的今天的打工者和书中的打工者有什么不同？
5. 中国的产业升级现状如何？产业升级对普通打工者将产生怎样的影响？
张彤禾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，所以她在东莞的时候，常常被人羡慕“英语讲得这么好”。我很好奇，19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张彤禾，是怎么在20世纪初的东莞，走近那些最高学历只有中专的打工女孩的。作者自己也说：“我来自美国，上过大学，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，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。”但她很快回答了我的这个疑问：“作为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，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。”
在全球化浪潮中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因为人口庞大，发展迅猛，经常被拿来相提并论。然而两国参与全球化的人口构成却很不一样：印度最大的参与人群是IT工程师和呼叫中心的接线员，这些人要么接受过高等教育，要么会说流利的英语；而在中国，任何一个年轻人，只要他想，就可以走出家门，走进工厂，参与全球化分工。诚然，上游的企业“吃肉”，而来自于中国湖北农村的普通农民后代，也可以很容易地喝上“一口汤”。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，第一代农民工也已经老了。发达国家的媒体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打工人群，然而我们看到的报道，大多是在批判血汗工厂或低龄用工。于是我们能想到的，就是无良资本家拼命逼工人加班，工人苦不堪言的场面。在《打工女孩》中，作者提到了Adidas迫于压力，要求东莞的代工厂设置加班时间上限，而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大批工人辞职，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加班时间。在打工者当中，有没有休息日是衡量一家工厂好不好的指标之一，而能获得多少加班时间同样是。
在中国，哪怕是底层的流水线工作，工人们也是领取月薪，而非周薪。因为长久的农耕文化，中国人大多非常有耐性，乐于储蓄，直到有一天可以兑换成大衣，手机，车子，房子……在《乡土中国》中，费孝通先生记录过一个美国朋友向他提的问题：“你们中原去的人，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，依旧耕地播种，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，种植起来。”费孝通总结说：“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。”
这一切随着打工潮的到来而终止。人们从各地的农村来到东莞，只有过年才回去一次。人人都盼着过年回家，但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打工者都会意识到，家里只能呆这么几天，他们再也无法习惯农村的生活了。财务上的优势使得传统的礼尚往来的秩序都颠倒了方向：原本是长辈给小辈发红包，现在是年轻人给老年人发红包。
书中的两位女主角吕清敏和伍春明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都有着令人佩服的品质：勤奋，敢闯，有上进心。她们在某些事情上不讲原则，比如对着招聘者撒谎，或者遭遇老板降薪也不当面对质，只是默默地出去自己干起了副业。在那个时候的东莞，这样的“灵活”都是有回报的——只要谎言不被戳穿，她们立刻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。当然，被发现了也不要紧，诚信记录直到今天也未在中国完全建立。在一切都发生得太快的东莞，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照章行事，因为“章”也是一边做一边摸索而来的。伍春明们的人生哲学却叫人无法反驳：“无论做什么，最后都是做人。做人做得好，做事就做得好。”
打工者们把自己从家乡的土地里拔出来，来到了东莞的工厂。一开始，他们的根还是在家乡的——不仅是过年要回家，平时他们也要把打工的部分收入寄回家。这很容易令人得出中国人重亲情、重家庭的结论。事实上，经济上的窘迫才是人们背井离乡的首要原因。二十几岁有了孩子的年轻父母，依然会选择进城打工，哪怕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只能留给乡下的老人。留在家乡的父母，对孩子的要求也不是“开心就好”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只希望孩子尽快赚到钱，好让他们盖新房子，买摩托车，在乡亲面前有面子。“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机：隔壁的一家，要四个女儿每人每年往家寄一万元。还有一个村民，开了个银行户头，三个女儿都在一家毛衣厂干活，工资会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去。”
张彤禾的丈夫何伟是个一眼就看得出的老外，而张彤禾却可以混在中国人中而不引人关注。在别人看来，这提供了采访和写作上的便利。而在张看来，她的美籍华人身份是个沉重的情感包袱——她是两种非常强大又互相隔绝的文化的产物。她知道自己应该做到公允不偏心，但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这是一个比其他写作对象更大的挑战，因为她关心中国，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投入。她曾经为《华尔街日报》写作，非常熟悉这类西方媒体的“套路”。为了反映打工者是如何被剥削的，傲慢的媒体很喜欢提诸如这样的问题：一个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组装iPhone的工人，要花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台自己的iPhone呢？（按照今天的物价和工资水平，其实也没几个月。）
张彤禾认为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意义，在一次TED演讲中，她说：“我不久前在The 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可是我没有钱在The New Yorker买一个版面的广告。那又怎样呢？我并不想要在The New Yorker上登广告啊。”不居高临下地去揣度打工女孩的幸与不幸，哪怕对性工作者也不做评判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位优秀的非虚构类作者最应该具备的品质。
指导老师：小C老师
毕业于浙江大学，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在印度尼西亚gap year。十年教育行业经验，珍惜与每一位学生的相识与交流。喜欢宅在家里看书，也喜欢满世界转悠。相信“读书行路思考”能带来的力量，希望带着缪思的学生一道，看书见人观世界，拥抱这个世界的多元和不确定性。